研究佛学的门外汉–季羡林的佛教观

研究佛学的门外汉--季羡林的佛教观

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,面容英俊、留着一头卷发的贵族青年乔答摩·悉达多,为了寻求心灵的解脱,逃出迦毗罗卫国王室,只身一人在深山丛林之中苦修六年,终于在菩提树下证悟了他所追求的无上真理。那一刻,如同闪电划破夜空,给迷茫的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光明。

这位成道的贵族青年,后来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。他的教法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后,便以其独特的魅力迅速融合了本土文化,发展成为深具影响的中国佛教。两千余年来,多少善男信女舍弃物欲,聚集在佛教的天空下,重建内心的规则;多少哲人学者殚精竭虑,钻进浩瀚的佛教典籍,寻找灵魂的出口。

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,截止2014年底,我国佛教信众已超过了2亿,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%!如此惊人的数字,如此庞大的群体,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?难道这一切仅仅如季羡林所说,是“麻痹”和“欺骗”吗?

季羡林是何许人,相信不用介绍大家也知道,因为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了,北大副校长、学部委员、国学大师、语言学家、文学家、佛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……扣在他头上的大帽子随便摘一顶,都足以使人光宗耀祖流芳百世。那么究竟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成就了季羡林,并为他带来如此之高的声望呢?这个问题说起来比较复杂,也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,在此不做详细的解读。

我之所以提到季羡林,是因为他生前发表过一些针对佛教的不当言论,造成的严重的后果至今还在持续发酵。很多不了解佛教的人或者刚刚步入佛门的信众,因为看了季羡林的文章,对佛教产生了邪见和误解,从此走上相反的道路,失去了获得人生智慧的可能,令人非常痛心。这种流毒甚至波及到了我身边的朋友,他们常常以季羡林的理论为依据,就一些佛教问题来质问我,我不得不引经据典,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佛教的正见上来。说的多了,不免心中生厌,就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动机,想把自己的嘴巴和时间解放出来,并通过此文,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的真相。

一 缺失的理论素养

据季羡林自己说,他从1935年开始研究佛教,且“始终锲而不舍”①。那么至2009年他去世,在长达70余年的岁月中,他的研究取得了什么成果,又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什么教益呢?

从他生前出版的《佛教十五题》、《季羡林自选集·佛》以及身后被多家出版社选编热炒的《季羡林谈佛》之类的书籍来看,基本都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产物,带有很深的年代痕迹,且内容大同小异,思想斑驳凌乱,毫无创造性和系统性可言。

仅仅凭借这些浮皮潦草的文章,就冒充“佛学家”四处宣扬,实在是害人不浅。佛法是一个修学并重的庞大体系,仅仅作文字上的考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立志于佛学研究的人,最起码应该具备内、外两方面的修养。学习戒律、阅读经典可称为外;精进禅定,自净其意可称为内。只注重外在的知识,没有内证的经验,对佛法的深入探究就无从谈起。

我们权且不论季羡林有无实证的经验,仅仅从世俗谛的角度,来探讨一下他的佛教观和佛学素养究竟是怎样的。

首先,季羡林认为“研究佛教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”、“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,我们是唯物主义者。宣传、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,这一点决不能动摇。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,为宗教张目”。

季羡林强调自己是唯物主义者、无神论者,是因为他骨子里认为佛教是唯心主义、有神论者,尽管这种倾向不是很明显,但也不时露出一些端倪,例如“大乘佛教则完全继承了奥义书的唯心主义”、“玄奘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……”、“释迦牟尼是一个神仙”之类的表述,就透露了他的想法。表面上看,这样说好像没什么问题,佛经中也常讲“应观法界性,一切唯心造”、“三界虚伪,唯心所作”,但实际上佛教绝不是××主义的哲学概念所能阐释的,在佛教的世界观里,不仅有“物我一如”的辩证法,更有“空有不二”的修证次第。经过特殊训练,身心达到完全统一之后,山河大地、宇宙虚空圆融无碍,并可凭借神通道力自由穿行于两者之间。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高僧密勒日巴尊者就曾当面向人演示过这种“空有不二”的境界:当有人说大山为实有时,他穿山过岩,如同无物;当有人说虚空为空无时,他跃入空中,端坐不动。在这里,“物我一如、空有不二”不再是一句空话,而是可捏可触、有形有象的现实存在。当然,如果你因眼目所见而执此现象为实有,在佛家来说仍然是错的,“空”和“有”从来都是不落两边的,“空”因“有”而生,“有”因“空”而现,一体两面,不可分割。对于这种微妙的辩证关系,佛教通过闻、思、修的方法如实证知,其精微博大,不是哪个徒事理论推演的学术派别所能比拟的。对于这一点连马克思本人都不得不赞叹:“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很精细的程度。”

对于佛教的精神实质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,五明佛学院的索达吉堪布曾在《佛教科学论》一书中加以阐释: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外境,甚至于并没有外境这一客观事物,一切全都是心识的变现。这心识有多层意义,在世俗上共有八种,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与科学仅理解到前六种,而对最超乎于六识之上,同时也是最深奥的胜义智慧更是未有涉及。从这也可见到在哲学上把佛教描述成唯心(前六识)主义的观点是在盲人摸象了。

由此看来,佛教即不唯心,也不唯物,而是心物不二、一体圆融的缘起论。即如《阿含经》所说“此有故彼有,此生故彼生”,一切事物皆是因缘和合而成,其间的发展变化并无神的主宰,也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。所谓“佛”、“菩萨”就是宇宙人生的觉悟者、自然规律的发现者,并且不论高低贵贱,人人具有成佛的可能性。这一教义也同时破斥了佛教有神论的观点。

再者,季羡林认为佛教是“彻底的悲观主义”,并且,认为具有沙门思想和佛教信仰的人“决不会是征服者、胜利者、日子过得很舒服的人”。这种话从深谙佛教历史的季羡林口中说出,显得十分可笑。从释迦牟尼一生的经历来看,我们找不到任何悲观的影子,他弃王业如敝履,视名色如空幻,历尽艰辛,成就道业;不辞劳苦,说法济世,以严父慈母般的情怀、出世又入世的超脱,为人类的终极追寻指明了方向。千百年来,多少王侯将相、巨贾名流透过纷繁的世相,步入佛教的殿堂,获得了究竟的安乐,其中就包括多次被季羡林提到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。如果说连释迦牟尼、阿育王都称不上是“征服者、胜利者”,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季羡林的智商和目的了。

从教义上说,佛家讲苦、空、无我,讲轮回业报,也都是从解脱的究竟意义来说的,是为了引导人们如实观察事物的本质,通过对苦的认知,找到灭苦的方法,如同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之柑,“败絮”是其实质,不能因为有人发现并说出了真相,就以“悲观”论之。

更可笑的是,在季羡林在著作中,存在很多常识性的错误:

1.“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,最终发展到诃佛骂祖的程度,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。”

熟悉佛教历史的人都知道,禅宗是佛教的一个流派,因为它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,迥异于传统的佛教教法,初传时期甚至被视为邪魔外道而备受打击,二祖慧可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但禅宗其实体现的正是佛教的微妙本心,自四祖道信始,该宗得以弘传,并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。其“诃佛骂祖”的教育方法,只不过是促使弟子放下执着、尽快开悟的手段之一,季羡林将其视为佛教的对立面,只能说明他对佛教的认知还停留在非常浅显的阶段。

2.“释迦牟尼,就是佛教信徒的‘如来佛’或者‘佛爷’,他是一个神仙。”

据佛典载,“如来”作为十种名号之一,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统称,并不专指释迦牟尼佛。“神仙”之说更是离谱,“神”和“仙”在佛教中被列入“天人”和“阿修罗”之列,虽有神通道力,但由于烦恼未断,仍属“六道”众生之一,所以佛门弟子是绝不会称释迦牟尼佛为神仙的,只有不懂佛教的教外人士才有可能这么说。

3.“律宗不能成为宗,净土宗没有自己的专有理论,也不能算宗。”

众所周知,净土宗以《无量寿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等“五经一论”为核心经典,自东晋慧远大师以来,历一千六百余年,发展成为与禅宗并重的佛教宗派之一,说其没有理论、不能算宗,实在令人费解。

凡此种种,还有很多,限于篇幅,恕不一一列举。

二 可疑的学术态度

季羡林曾公开宣称,他研究佛教的目的,就是为了批判佛教,就是要“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见证佛教的虚妄”。尚不清楚佛教为何物,就先入为主,想当然地认定佛教是“虚妄”的,然后再围绕这个即定的“罪名”,按图索骥,填充证据,最终自证其说。这种论证的方法无异于栽赃陷害,毫无诚意可言,更不是一个“大师”应有的胸襟和态度。

由于缺乏起码的宗教情感和敬畏之心,季羡林有关佛教的文章格调基本都是轻蔑的、不屑一顾的,充满了个人偏见和毫无根据的臆测,很难令人信服。

试举几例,以彰其咎:

像这样一个太子(指释迦牟尼佛)会有什么宗教需要呢?他又会怎样了解群众的宗教需要呢?这样一个人决不会悲观到要出家的程度。事实决不会是这样子的。他自己必然受到了一些痛苦,至少是在精神上受到。他感到日子也不那么好过,人间也不那么值得留恋,于是悲观了,出家了。

——《原始佛教的起源问题》

三迦叶有弟子五百人,都受了正法。五百这个数目不可靠,这样整齐的数目是后来捏造出来的。……据估算,终释迦牟尼之世,弟子也不过五百人。

——《论释迦牟尼》

所谓“三十七品”在佛典中已经成为一个刻板的老一套。不管什么地方,一提到佛的教义,就是这一套。例子太多,无法引用。看来这是佛教和尚长期形成的一套说法。释迦牟尼在生前不可能对自己的学说做这样系统的阐述,这样的系统化显然是后人做的。

——《论释迦牟尼》

佛教初创立时在北印度的力量并不大,完全不像佛典吹嘘的那样。那是佛教信徒在自己脸上贴金的办法,决不可轻信。

——《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》

凡人能不能成佛?什么时候成佛?经过什么阶段、通过什么手续才能成佛?对我们说来,这种荒诞不经的问题,毫无意义。但是对大多数佛徒说来,在欺骗老百姓方面,这却是绝顶重要的问题。

——《关于玄奘》

…………

类似以上这种无从考证、信口雌黄的言论,在季羡林的著作中随处可见。在他的潜意识中,大概认为佛典基本都是伪造的,成佛做祖的事也是子虚乌有的,但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,只好发发牢骚,以主观评判代替科学论证,背离了一个唯物主义学者应有的操守,不仅伤害了信众的宗教情感,还使学界蒙羞。

三 “路线斗争”和“重大事件”

提婆达多在佛教历史上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,他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,出家之后退失道心,贪图名闻利养,串通阿阇世王争夺僧团的领导权,甚至不惜为此多次加害佛陀,在阴谋败露之后,又自立门户,分裂僧团,杀阿罗汉,最终自食其果,生生堕入地狱。

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,在季羡林的眼里却是如此完美:“他(提婆达多)是一个非常有才能、威望很高的人。他有自己的戒律,有自己的教义,有群众。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决不是个人恩怨,而是‘两条路线’的斗争,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。”

要说提婆达多有才能,从世俗角度倒也说得过去。他聪明广学,身大力猛,相貌上也仅次于释迦牟尼佛,连佛陀都说他:“是人恶心亦深,其根亦利。”②《鼻奈耶》卷二赞他:“十二年诵经学道,禀受教授,无有休懈。”可见提婆达多出家之初也曾精进求道,但终因心术不正,未得圣果,之后“羞耻益深”③、“渐生恶念,意望供养,深著世利”④,致有后来为贪利养,破僧坏法的一系列行为。

由上可知,佛典对提婆达多的记载是有褒有贬、客观公正的。季羡林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全盘否定佛教界对提婆达多的评价,绝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单纯为了提婆达多的名誉而战,这一切仍源于他灭佛的动机。重新树立提婆达多的形象,非常有助于实现他推定的“佛教虚妄”的目标:倘若在这种人人皆知的历史事件上,佛教徒们都能谎话连篇,显然他们的教义也不会是真的。因此,他在《佛教十五题·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》一章中再三强调:提婆达多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。之后不吝笔墨,洋洋万言,罗列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,企图把提婆达多离经叛道的行为定性为“路线斗争”,这样就有了公平对话的机会,就可以将提婆达多同释迦牟尼佛相提并论,互争短长,从而得出“佛典的叙述是不真实的,是捏造的”、“佛子佛孙挖空心思,造谣诬蔑,制造神话和鬼话,对提婆达多及其信徒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”的结论,实现其推翻佛教的目的。

在为提婆达多辩护的过程中,季羡林是破釜沉舟“义无反顾”的,甚至不惜于同吕澂、克恩、杜图瓦、奥尔登堡等众多中外佛教学者为敌,因为这些人对提婆达多的看法都跟佛典记载完全一致。找不到知音的季羡林酸溜溜地感叹:“几乎所有中外学者的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著作中,都提到提婆达多……这些书都重复佛典中的记载”、“哪一部书也没能真正认识提婆达多事件的重要意义”、“在提婆达多问题上,表现出来的水平不过如此……”

一番自伤自恋之后,季羡林继而呼吁:“我们必须改变对整个佛教史的看法。在佛教史上有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,提婆达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。二千多年以来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被遗忘、被歪曲,今天是还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。”

至此,季羡林终于在文字上实现了自己“改变佛教史”的宏伟目标,但因智力所限,他始终没有意识到,自己拼命抓住的这根救命稻草,从一开始就建立在“虚妄”之上,认假为真的结果就是徒费心神,一无所得。

众所周知,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前,是一个国家或者说部落的继承人,如果说他和提婆达多一样重权逐利,那又何必出家?难道领导一个清苦的僧团比领导一个国家更有吸引力吗?只要是脑子正常的人,不用去想也会明白,释迦牟尼佛最初建立的僧团只是佛法存在的一种形式,他不具有一般世俗意义上的阶级、权力之争。在提婆达多向释迦牟尼佛索要僧伽领导权的时候,释迦牟尼佛曾明确指出:“我不摄受众,我以法摄众,我亦僧数。”意思是说僧团依法依律而住,并无实际的领导者,自己也是僧团中的一员。从释迦牟尼佛的所作所为来看,这完全是他真实意思的表达。如果用“路线斗争”的世俗之见去看待提婆达多事件,简直是对佛陀的污蔑。一个舍弃荣华富贵,历尽千辛万苦获得心灵解脱的人,回过头来要和自己的堂弟搞“路线斗争”,也只有季羡林的智商才会产生如此“奇妙”的想法。

季羡林还强调提婆达多“有自己的戒律,有自己的教义”,这是印证他“路线斗争”论调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。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,提婆达多所谓的“戒律”和“教义”是什么。

根据现有资料,我们所知道的提婆达多反佛的言行主要有五条,即所谓的“五法”。有关“五法”的具体内容,佛典记载稍有出入。《萨婆多部十诵律》载为:终生穿粪扫衣;终生托钵乞食;终生日中一食;终生住于林间;终生不食肉。《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载为:终生不食盐;终生不食酥乳;终生不食鱼肉;终生托钵乞食;终生住于林间或草庵……以上所载“五法”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,就是哗众取宠,倡导苦行,跟佛陀对着干。

苦行在古印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,很多修道者以此为荣,至今,耆那教、印度教的一些教徒还在奉持着这种古老的修行传统。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之前,也曾遍学各种苦行,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,每天只食一麻一麦,把自己折磨得奄奄一息,其严酷程度比之提婆达多的“五法”更甚,但最终他放弃了那些极端的修行方式,依靠禅定智慧而悟道。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:苦行并不是成道的必由之路。

提婆达多所制“五法”,并没有超越当时各教派中流行的苦行方法,不要说佛陀,甚至连少数佛弟子奉行的“头陀行”⑤都有不及,他之所以公开倡导“五法”,很明显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心理需求,猎取徒众,分裂僧团。

那么除了这种流于形式的外道苦行之外,提婆达多还有没有更高级的、足以和释迦牟尼分庭抗礼的修持方法,使人成佛做祖获得解脱呢?在这一关键问题上,季羡林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证据,他只是列举了几位后世学者的记载:在佛灭度后一千余年的印度仍然有不少提婆达多的信徒存在。由此他认为“提婆达多派显然在佛教发展史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,与释迦牟尼的正统力量相对立”。在这里,季羡林抛开其“大师”的身份,又开始了想当然的推演,在他顽固的脑袋里,是一定要将“路线斗争”这条道走到黑的。

限于季羡林对佛法的理解,他不可能明白,仅仅依靠“五法”甚至“十法”的戒律苦行,没有心灵的甚深体验,是不可能使人得到究竟解脱的。佛陀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划时代的宗教改革,摈除了一些徒具形式的外道苦行,以不落两边的中道之法,正确引导弟子趋向涅槃。尽管他常常当面表扬个别坚持“头陀行”、少欲知足的弟子,却始终不以“五法”和“头陀行”制戒,因为以他的经验来看,这些苦行无益于道。

如果说提婆达多除了五条戒律之外,没有像“四谛”、“八正道”那样系统的教法,他就不可能自成一家,更没有资格跟释迦牟尼佛搞什么“路线斗争”。如果说他有自己的教义,那么这些教义是什么?又有多少人从这些教义中得到了解脱?为什么千百年来这股号称“强大的力量”竟然没有自己的文献和记载?

答案是明摆着的,一个在修行上无甚建树,连小乘初果都没有达到的人,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教义呢?那些佛典记载的万千法门,皆是获证菩提的圣者从智慧之海中流淌而出的甘露妙药,善医众生之根病。一个心性尚未开悟的凡夫俗子,如果不自量力开宗立派,也不过是误人子弟的邪教魔法,使随从者慧命断绝,最终堕入无边的黑暗。

以佛法的究竟义谛来说,提婆达多跟随佛陀应世所呈现的一生,是有其更深刻内涵的。他作为佛教史上唯一一个“出佛身血”的人物,和“六群比丘”⑥一起成为逆增上缘,为佛陀制戒提供了参照,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是身负使命、为佛教的发展和壮大而生的,故此,佛在《法华经·提婆达多品》中云:“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,令我具足六波罗蜜,慈悲喜舍,三十二相,八十种好,紫磨金色,十力,四无所畏,四摄法,十八不共法,神通道力,成等正觉,广度众生。”此一说法让一切有关提婆达多的世俗争论成为梦幻泡影,终究回归“有相皆空”的佛法本义,这是季羡林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明白的道理。

综上所述,可以清楚地看到,季羡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佛法呈现出来的世间名相认假为真,殚精竭虑,苦苦研判,其最终的结果亦如镜花水月,毫无实义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中说:“知我说法,如筏喻者,法尚应舍,何况非法。”博大精深的三藏十二部统摄在这句话之下,也不过是渡人的工具,彼岸已达,还死死抱着船筏不放,岂不是愚人吗?

当然,在季羡林的佛教观中也有一些正面的东西,随着研究的深入,他可能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,晚年曾发出这样的感慨:“我缺少慧根,毕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,却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信徒。但是,我对佛教的最基本教义‘万有无常’却异常信服。我认为,这真正抓住了宇宙万有的根本规律,是谁也否定不掉的。” ⑦“我觉得,佛教似乎是一个唯理的宗教,讲求义理的宗教,不要求信徒盲目崇拜的宗教,不禁锢信徒们的思想的宗教。大乘唯理的倾向更加明显。它对宇宙万事万物,对人类社会,对人们的内心活动,都深入钻研,挖掘得之深、之广,达到了惊人的水平……”

对于一个受过“文革”迫害,时刻不忘马列主义、阶级斗争的人来说,能在晚年认可佛教并讲出这样的话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总起来讲,季羡林是个缺乏智慧的老实人,在佛教语言和史学研究方面有值得借鉴的地方,但辛苦一生也只能算是个佛学的门外汉,可悲,可叹!

注:

①《佛教十五题》,中华书局2007年1月版。本文所引季羡林言论未标明出处者皆出自该书。

②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十六。

③《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三。

④《出曜经》卷十四。

⑤对衣、食、住等弃其贪着,以修炼身心的行为。十二头陀行:一、在阿兰若处。二、常行乞食。三、不分贫富,次第乞食。四、一日一食。五、节量食,即钵中只受一团饭。六、中食之后,不再饮浆。七、着粪扫衣。八、但三衣。九、冢间住。十、树下止。十一、露地坐。十二、但坐不卧。

⑥佛世时拉帮结派经常犯戒的几位比丘。

⑦《坏人是不会改好的:季羡林人生隽语》,新星出版社2013年1月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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